韩网讯/在韩国，19至34岁的“孤立、隐遁青年”多达54万，其中完全中断社会活动、只待在有限私人空间的“隐遁”青年为24万人。为了帮助这些“年轻隐士”融入社会，当地时间12月13日，韩国政府通过了《孤立、隐遁青年支援方案》，主要措施包括向这类青年提供针对就业等社会活动的咨询服务。据报道，这是韩国政府首次出台针对孤立、隐遁青年的帮助措施。
相较“孤立青年”（isolated youths），“隐遁青年”（reclusive youths）表现得更为“与世隔绝”，但两者都脱离社会，因此又可称之为“蛰居族”（Hikikomori）。“蛰居族”一词起源于日本，最初由该国精神病学家斋藤环（Tamaki Saitō）于1998年创造，指的是“完全脱离社会，并在自己的家里生活了超过6个月的人”，即出现严重而持久的社交退缩的人。2000年代初，该现象开始进入韩国人的视野。
如今在生育率降为全球最低的韩国，长期隐居在家、基本不与他人社交的“隐居青年”已经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，当局甚至直接发钱来鼓励他们走出家门。
今年4月，韩国女性家族部宣布，从本月开始，“隐居型青少年”，也被列为“危机青少年”，每月可以获得65万韩元（约合3411元人民币）的基础生活费、每年200万韩元的医疗费等。这里的“隐居型青少年”指的是没有明显身体障碍，但因社会、心理等原因，3个月以上不出家门，不进行学业或社会活动，年龄在9岁至24岁的青少年。
然而，对于自我孤立的年轻人来说，这笔津贴并不能解决问题。在某种程度上，他们的“隐居”其实是在逃避。
隐居的青年普遍认为，他们没有达到社会或家庭的成功标准。有些人可能因学业成绩不好或性格害羞而受到批评或欺负；而另一些人觉得自己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，因为他们没有追求传统的职业道路。
柳承圭（Yoo Seung-gyu）经历了5年的隐居生活，才在2019年首次迈出自己的单身公寓。他说，自己想成为创作人的梦想不符合韩国社会的要求，他也并不想上大学，可父亲的期待让他还是去读了，但一个月后他就退学了。在耻感文化下，他不敢向父母袒露心声。“有一天，我发现我的人生就是一个错误，然后便开始了孤立生活。”他表示。
经历过类似处境的还有李承泽（Lee Seung-taek）。他称，自己只想挣些钱，然后过上简简单单的生活，但这种理想不符合主流价值观，他被社会排挤在外。除了父亲外，其他人都觉得他“不求上进”。然而，唯一理解他的人在2016年因病去世了。他说：“之后我就开始回避和外界接触，我逃避了。没有我爸在，我只能做到这样了，所以干吗还要费劲尝试？
韩国心理学家朴大凌（Park Dae-ryeong）表示，竞争激烈的社会氛围和萎靡的就业市场给人造成了很大压力，同时抑制了人与人之间的协作，阻碍了对兴趣爱好的追求，加剧了人的无力感、失望感和焦虑感。许多韩国年轻人把自己比作在笼子里奔跑的仓鼠——为了获得合适的伴侣、满意的工作和漂亮的房子不停奔跑，一刻也不敢停歇。
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刘荣荣也指出，韩国就业和教育竞争激烈，加上社会权力霸凌现象严重，导致部分年轻人因自我怀疑、心情低落、或深感无力，而主动或被动地拒绝与人交往，以逃避现实。
这些年轻人是主流社会里格格不入的弱势群体，不与他人社交，电脑和手机才是他们最忠实的朋友。如果饿了，可以用Yogiyo或者Baedal Minjok点外卖，如果缺哪样生活用品了，可以在Coupang上下单，所用的东西都可以直接送上门，根本无需与人打交道。
虽然过度使用科技产品不会让人与外界脱节，但科技也确实让这种近乎与世隔绝的生活方式成为可能。日本学者曾在世界精神病协会2018版的官方刊物中预测：“未来几十年，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，越来越多的人可能会过上类似于蛰居的生活。”
与此同时，科技也在赋予这些隐居青年走出家门的力量。柳承圭说，自己第一次鼓起勇气寻求帮助，就是无意间在网上看了一个研究之后，该研究提到了一个名为“K2国际”（ K2 International）的康复团体，虽然该组织现在已经解散。“当我得到别人的帮助后，我开始意识到这不仅仅是我自己的问题，也是社会的问题。”他说。
据报道，虽然韩国一些地方政府出台针对孤立、隐遁青年的帮助措施，但《孤立、隐遁青年支援方案》的通过，是韩国政府首次出手帮助。根据该支援方案，韩国政府将设立“青年未来中心”提供咨询服务。专职咨询人员将与孤立、隐遁青年面对面会谈，提供包括如何扩大与人接触、如何恢复与家人关系和工作经验等心理咨询服务。此外，支援方案还将通过年轻人熟悉的网络提供协助，鼓励大学生志愿团队在各大网络聊天室搜寻处于孤立、隐遁状态的青年。针对符合条件的孤立、隐遁青年，支援方案还将提供日常家政援助，包括照顾家人、家务劳动、提供餐饮等。
